郭齐勇：阳明心学要旨（上）

王阳明的一生是短暂的，仅有五十七年，但他留给世人的财富却是无穷的。阳明心学绝不仅仅属于中国，也绝不仅仅属于古代，其思想所焕发的光芒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深刻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

　　一、“心即理”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根本观点。在阳明以前，和朱子同时代的陆九渊也主张“心即理”，故而有人把陆王的学问并称为陆王心学。但实际上，陆九渊的“心即理”是通过体悟孟子而来，而阳明的心学则是通过和朱子长期对话，不断体证、不断探索而来的。

　　何谓“心即理”？程朱理学主张向外去求理，将天理良心打成两截。阳明则认为：“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这个“性”就是天性、天理，是天赋予人的善性。在他看来，父母身上并未蕴藏孝的道理，君王身上并未蕴藏忠的道理，同样，朋友、老百姓身上也并未蕴藏信和仁的道理。这些道理都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此，人不必求理于外。且此心不是肉团心，而是道德心、本心。本心就是一个，其在不同的情况下马上就发而为仁、孝、忠、信的道理；反言之，这些道理不过是本心在发用流行中呈现出来的道德准则。每个人心中本来就具有敬老孝亲、忠于职守、言而有信、仁民爱物等道理，才能事父母以孝，事朝廷以忠，交友以信，治民以仁。

　　“心即理”的提出具有极大的思想价值。在朱子看来，“性”和“理”都是形而上的，而具体事物则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天理依附于形而下的事物而存在，进而主张向外修养求理，即通过形而下的事物通达形而上的天理。但是，阳明的“心即理”打通了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形而上的天理以及形而下的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将三者统合在本心之中。因此，他主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去掉人欲之私，不断彰显本心蕴藏的光明。

　　《传习录》载：“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此处的“物”，是与“心即理”的“心”关联着的，“物之理”实际上是“心之理”在物上的落实，即道德原理与道德法则，而不是客观知识性的理。这些道德原理和法则，只能来自于继承了天性、蕴含了天理的本心，而不在物的自身。“心之理”落实到事物上而得其宜就是“义”。因此，求义或者求理，就只能在本心上求，而不能在外事外物上求。为了避免将“义”看成外在性，同时也为了强调“义”和“理”本于“吾心”，阳明采取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等极为绝对的表达方式。

　　但“心外无物”并非是对事物客观实在性的否定。以观花为例，“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此“寂”意指不彰显，而非不存在，这首先就肯定了花的存在是客观的。“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所谓“一时明白起来”，是指有了意义与价值，而意义与价值的赋予，则离不开“你来看”。你不来看，这个花与你的心无关，也就无法“明白起来”，自然没有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你的心也不活动，没有赋予任何东西以意义和价值，这就叫“同归于寂”。只有你来看，赋予花以意义和价值，此花颜色才“一时明白起来”，花的价值和意义，由观看者的心来赋予，与心不可分，所以“不在你心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这是说，对于艺术的欣赏，只对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来说才有意义。可见，阳明的“心外无物”并不是针对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而存在这类问题而发的，而是与他对“物”的特殊规定以及他的整个思想系统密切关联着的。阳明讨论的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非存在本身。存在是客观的，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则由人来赋予，如果离开了心，那就是没有意义的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不存在，而只是僵死的存在。这是“心外无物”的根本意义，也是心学体系中心物之间的根本关系。

二、知行合一

　　阳明曾言：“外心以求理，此知行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可见，“知行合一”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之上，“心即理”和“知行合一”并非两个命题，实则是一个命题。

　　从《传习录》来看，阳明在论及知行关系时，反复强调“知行本体，原来如此”。他有时又将“知行本体”称为“知行之体”“知行体段”。“知行本体”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这里的“本体”，就是本来面貌的意思，“知行本体”也就是指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知行分离，也就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违背了知行本体。第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这里的“知行本体”，是指“良知良能”。“良知良能”是孟子的说法，是指无需经过后天的学习、先天具有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本心，就是“心即理”之心，或者叫“心之本体”。二者相较，后一种“知行本体”的含义无疑更为根本。只有理解了“知行本体”的两层含义，尤其是后一层含义后，才能真正理解阳明的“知行合一”。

　　知行之所以能够合一，在于人自身就有“知行本体”。这个“知行本体”，既是“心即理”之心，也是“良知良能”。一方面，“心即理”表明此“知行本体”自身即为立法原则，赋予了事物以道德秩序与准则，所以要认识这个道理、要行这个道理，无需“外心以求理”，只需“求理于吾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行统合于人的本心。另一方面，“良知良能”表明此“知行本体”本身还是道德认知原则与践履原则，“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见到小孩子要掉进井里了，人当下即起恻隐之心，当下即去援手相救，这就是“本心”的自然显露和发用，就如同见漂亮的事物产生倾慕，闻到恶臭时自然感觉厌恶一样，不需要掺杂刻意的思索，也不需要在思索之后再有意识地采取某种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知和行之间也没有丝毫的间隔。这是道德的直觉、正义的冲动。正因为人有这样一个“心之理”的心，或者“良知良能”作为人的知、行活动的根本依据，也就是“知行本体”，所以阳明才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可见，知和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既然只有“心即理”之心才是“知行本体”，那么，被物欲私欲所蒙蔽和隔断的心当然不是“知行本体”。所以，阳明强调要“复那本体”，不可使此本体“被私欲隔断”。“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凡是“知行本体”所发出来知，则必能行，这就叫“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不善的念”不仅不是“知行本体”所发，反而遮蔽和隔断了“知行本体”，只有将此不善的恶念彻底根除，才能“复那本体”，使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互相吻合，从而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这是知行合一的本体论含义，也是根本含义。人有欲念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用道德理性去克服自己的心魔，克服声色犬马的欲念。他深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防患于未然，要从人的一点恶念处入手，不使邪念进入现实中为非作歹。

　　阳明是从道德出发来讨论知行工夫的，在他看来，知必须表现为行，能知必然能行。知与行相即不离，两者是同一工夫过程的不同方面。“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一般来说，“明觉精察”是形容知的，“真切笃实”是形容行的，但阳明强调，人在知的过程中要抱有“真切笃实”的态度，在行的过程中要保持“明觉精察”，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这样的知才是真知，这样的行才是真行。这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论含义。当代所言“知行合一”，已不是道德范畴、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这是今人与王阳明的根本不同。

（作者简介：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