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绪龙：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五大理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来，随着标准化、均等化、数字化、社会化等工作的深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现代”理念越来越突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既要“干得对”又要“干得好”，需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及相关政策，结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时代科技特征，把握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现代”理念，明确使命、深化改革、开拓创新。

　　一、“价值导向主阵地”的发展理念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是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都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这些组成部分有各自的领域及发展机制，各有侧重的功能和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体制改革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都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文化事业作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形象教育、寓教于乐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要“不忘初心”，要牢固树立“价值导向主阵地”的重要使命和职责，即筑牢思想文化阵地，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提高公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这是公共文化服务与其他公共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等最大的不同，也是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突出的“现代”特征。

　　“价值导向主阵地”重要使命和职责的履行，之所以是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首要“现代”特征，一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这从近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可以看出来；二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文化服务如何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文化领域的突出表现。这一使命的落实，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的基本路径，在宣传、活动、典型、创作等方面，具体落实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层面，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二、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的供给理念

　　公共产品不仅可以由政府来提供，也可以由社会力量来提供（社会力量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近年来中央相关政策在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供给方面的共识。这一政策共识在各地尚未得到有效贯彻，具体体现在对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改革的“事业单位”思维惯性、单纯依靠财政投入等路径的依赖。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政策的落实将使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产生逻辑性的变化，即社会力量介入公共文化单位（设施），逐步打破“财政供给、编制规定”的事业单位体制。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和社会资金、人员的不断介入，体制内外将会形成竞争和优化，公益文化事业的参与各方产生不同的公益需求。理事会制度成为协调各方需求、满足群众需求、发挥决策作用的必需机制。公共文化单位与市场开放的运行机制相融合，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公益性功能的作用发挥更加充分。供给主体实现多元化，文化事业的竞争性和高效能得以实现。目前正在施行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以PPP模式建设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场馆设施委托运营等，都是建立在这一理念基础上的，同时也与政府管理改革、公共文化单位内部机制改革紧密相关。

　　三、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理念

　　数字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显著的“现代”特征，是互联网时代典型的“新供给”。我认为，不能把数字化简单理解为一种手段，而应该将其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实现长远的规划发展。换句话说，数字化在公共文化场馆或虚拟空间的建设，并非可有可无，也不是点缀，它将带来公共文化服务在内容、服务、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变化，将更加深刻地改变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化的状况。

　　从发展趋势来看，科技革命催发新形式、新业态，影响文化领域的新业态要发展数字化；科技革命催发新形式、新业态影响文化领域的主流消费群体以数字内容消费为主。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变化，公共文化服务要能够保持与文化新业态同步、与主要消费群体的基本服务需求同步，数字化趋势不可回避，也需要逐步缩小与市场的差距。有些地方，鉴于经验不足、经费有限、管理不力等综合性因素，在数字化方面浅尝辄止，与服务、管理改革相脱节。这样，若干年后就会发现，现在所进行的工作，效率低，浪费了更多的资源，无法发挥应有的效能。因此，应该坚持“反弹琵琶”，在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山区、人口分散区，越要尽力以数字化手段解决更多的问题，普及数字化的优势。

　　从目前的改革及今后的发展情况看，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应该主要依靠社会化来实现。目前，社会力量特别是互联网企业深度介入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将很快在某些区域形成如电信入户端类似的垄断格局。

　　四、公共文化服务与市场同步发展的理念

　　公共文化服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教育与服务。计划经济时期其封闭式发展及单一功能的弊端并不明显，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在社会已经积累起若干可以用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资源、要素的时代，特别是在市场文化产品供给越来越丰富的时代，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能否满足群众需求的衡量标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标准可能不是基本公共品的免费或低费提供，甚至可能不是基本公共品的质量和水准，而是同时期的市场产品服务供给方式、质量、水平和效率。

　　文化需求的非刚性和低价格弹性特征比较突出，决定文化消费的首要因素是消费者的兴趣需求，其次才是价格、品质等因素。因此，免费的、降价的，在文化消费方面往往是“不好的”代名词。假如同类文化产品服务的供给质量、供给方式与市场供给的差距拉大，消费者自然不会因为免费而进入公共文化场所。所以，将来决定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可能是公共文化单位的供给与服务方面保持与市场同步的理念。

　　五、有限财政、编制下的基层文化队伍建设理念

　　人才与人员的短缺是制约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最大因素。仅仅依靠财政补贴和扩大编制（或变相扩大编制）来增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恐怕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都无法有效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而这些行为也不符合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和趋势。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必须在有限的财政、有限的编制甚至“缩编”的情况下另寻他法。

　　按照目前的发展状况分析，现今或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要依靠支持群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以及加强群众队伍的组织化程度来解决问题。比如，可以将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与群众业余文艺团体或乡土文化能人队伍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推荐、遴选、建库、扶持等工作，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的群众文艺队伍。通过科学的培养与管理，在条件成熟后，把这支群众队伍“配送”到县文化馆、乡镇文化站，这样既充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又实现了群众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同时还利于形成老百姓自己的真正文化品牌，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简介］毕绪龙，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研究员，文化部优秀专家，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